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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丑闻
李元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玉器发展史上有两个高峰：明清时期和战国两汉时期。但因为明清玉器离现代太近，仿古的意味已经不浓厚，战国和两汉成为仿古玉器最重要的阶段。而享有两汉文明中心的徐州及其附近地区已经出过好几起著名的仿古玉器丑闻。“曾经有一个汉代漆器七子奁盒，先是送到‘鉴宝’栏目，被鉴定为真的，随后就捐给了南京博物院。没想到天长日久，漆器开裂，露出里面的胎，发现是赝品，只好撤展。后来才知道是江苏溧阳一个姓徐的造家做的。”于盛庭对本刊记者说。
更著名的例子是“金缕玉衣骗贷案”。这件玉器珍品是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是在2002年，商人谢根荣谎称自己手中也有一件金缕玉衣，并得到了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等几位业内专家的信誉背书，为赝品金缕玉衣估价24亿元。谢根荣再用此向银行骗贷5.4亿元。
于盛庭对本刊记者说，古玩不应该进入现代金融领域。因为“古玩的变现能力很差，它不是必需品，市场变化很快，经常有行无市”。在邳州土产的丑闻爆出之前，天价汉代玉器的结局也是有行无市。据中嘉拍卖公司方面的人介绍，2010年1月9日，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的《古玉雅集》专场拍卖会上，经多次竞价，366号竞拍者最终以2.2亿元的价格拍得此物。但喊价2.2亿元的买家，最终并没有付款。买受人当时所缴纳的3万元保证金依然在拍卖公司，已作违约金处理。
但各种围绕古代玉器的谎言和骗局仍然层出不穷。李维翰说玉器已经成为一种媒介，以达到各种目的。作为玉雕专家，他也经常被各色人等辗转委托寻觅玉器——或者是一个价值2000万元的鼎，放在企业家的办公室里彰显气派和实力；或者是一件看起来20万元，但实际价值只有10万元的玉器，作为开发商打通关节时的礼品。
仿古玉器只是丰盛到泛滥的资本物化的一种形式而已。于盛庭还记得曾经有一个浙江的公司，花2000万元购买天安门上国庆大典用过的宫灯，以彰显公司的实力，“但最后那公司倒闭了”。
当财富暴增并出现错位时，任何物品都可以成为资本追逐的对象，前提是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共同编造出一个好故事。邳州的仿古玉器业不过只是中国若干农民玉雕产业基地中一个，资本可以随时放弃这里，寻找到新故事的载体。
但对邳州当地的玉雕人和这个产业来说，2.2亿元的天价玉凳事件，既是一个辉煌的地方传奇，也是一个遥远终端的庞大资本与前端弱小的制造业，形成的一个畸形产品，让这个本来就惨淡经营的产业，未来更加黯淡。
作为当地玉雕界的元老级人物，李元已经完全退出了仿古玉器行业，转而经营现代玉器，他对仿古玉器行业前景比较悲观，甚至断言现在市场太乱，仿古玉器肯定会越来越衰落。“若干年后，人们回过头来看今天的玉雕历史时会说，现代玉器发展很好，很健康，但仿古玉器很烂，充斥假货。”李维翰对本刊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