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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变化
彭元连进玉雕厂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每年买多少玉材，生产多少玉器，销售多少，都是按计划分配的。”彭元连对本刊记者回忆。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人并不自由，他们作为亦农工，工人工资要和公家按照四六比例分成。给外贸公司供货时，也是每件玉器单独定价，接受外贸公司的品质检验。
彭元连在邳州玉雕厂就开始跑业务，到全国各地的外贸公司去签订定点。因此到上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体系开始松动，他到李口村办社办玉雕厂时，以往跑业务的经验和人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个时候市场已经乱了，一些外贸公司的人自己出来做玉器出口，直接跟我们订货。我每年去深圳开订货会，慢慢和一些个体买主也建立了联系。”与外贸公司的高标准不同，个体买家对玉器的质量要求并不严苛。“经常是一大堆玉器，以平均价200～300元/件，全部拿走。”彭元连回忆。
市场渠道看起来更宽泛了，但彭元连觉得销售的压力却更大了。“玉器市场变化很快。有句老话是好三年，坏三年，不好不坏赖三年。而且各个买家要求的成品类型不同。我们做得比较谨慎，通常都是先联系好买家，知道他需要什么类型的玉器，有三分把握才做。如果这批玉器原来谈定的买家失信，就很难卖给别人。
这货就砸在自己手上了。”彭元连家中的玉器收藏室里还保留着这一年代做的几个蓝色巴西石玉雕，都是热闹的群像：八仙过海，群仙拜寿。因为人物繁杂，雕刻也颇费功夫。“这是在深圳订货会上认识的一个海外的女买家。她就喜欢要这种人物群像的玉雕。我们给她供货两年。但到第三年订货会，她没有来，这批货就卖不掉了，存到今天，更不可能卖掉了。”彭元连说。
最近与邳州玉雕业发生联系的市场是安徽蚌埠。对蚌埠，邳州的玉雕人有一种复杂的感情。邳州本地的老玉雕人对蚌埠的东西看不上眼，他们见识过好材料，对随着蚌埠市场的侵入而普遍使用的廉价岫玉颇有些轻视。
他们评价说：蚌埠的东西都是孬货，而且没有名门正派的风范。“我们这里传统的仿古玉雕是很规矩的，产品就是四大件：瓶，扎件，圭璧，人物花鸟。按照古书上的造型，用老刀法，该是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玉材多的部分就切割掉。”李元对本刊记者说。但蚌埠的仿古玉器显然少了对传统规矩的尊重。“他们的做法是一块玉料多余的部分，他们就将就做出一些花纹，添加一些古代造型里没有的东西。”
蚌埠完全满足市场上那些想当然的新奇要求，邳州的老玉雕人们并不认可这种做法，但在市场上，他们又不得不倚靠它。虽然蚌埠在工艺水准上并不占优势，但因为更靠近温州、福建这些拥有大量民间资本的地方，它在生产链条上站到了邳州的上端。虽然邳州自己“跑老件”的有五六千人，被称为邳州仿古玉器的“业务员”，但这个庞大的销售队伍的活动范围并没能突破各地良莠不齐的民间古玩市场。邳州仿古玉器最主要的外销地点还是安徽蚌埠。
自由市场的发展对邳州玉雕业的另一个影响是，传统制作业被完全瓦解了。所有的集体企业和社办企业的技工，几乎都办起了自己的玉雕作坊。虽然市场有风险，但顺应市场各种稀奇古怪的要求，总还能有微薄的生存空间，而且更自由，不用再将薪水分一部分给公家。市场的发展瓦解掉了传统玉雕制造业，也瓦解掉了传统的制作规则，但却没有提供更好的产业出路。
彭元连家中和玉雕厂的院子里，堆放着各种库存的玉器，佛像、一人多高的玉石对瓶等，除了一部分是他想留做收藏的精品，更多的是因为市场渠道不畅，没能脱手的被迫库存。数量之多甚至让彭元连打算修一间玉雕博物馆。
但彭元连能承受这么多库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库存来自社办企业时期，“企业不赚什么钱”，但是盈亏也不需要他个体来承担。自己办玉石作坊后，他曾经试着像为外贸公司供货那样，做了4年的好料，但因为寻找买家的通路不畅，4年都没赚钱。现在他的作坊也以加工岫玉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