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玉器风波
赵军(化名)也在外地跑货,他告诉本刊记者:他正在天津,短期内也不会回家。一方面是因为如今的市场行情不好,要为自己的玉雕产品找到合适的买家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传说中天价汉代玉器的制作者,他遭到了蜂拥而至的各路媒体的追访。这让他困惑又烦躁。他现在不接任何陌生的电话,也不轻易向人透露自己的行踪。
2011年初,被拍出2.2亿元天价的一套汉代梳妆台和凳子成为当年拍卖市场的“最贵玉器”。但在2012年2月初,网络论坛上一个帖子称:这套天价玉器产自江苏邳州,是由当地一位赵姓老板在2010年历时一年多制作出的赝品。
在此后记者的追访中,赵军和当地的玉器协会会长汪如棉都承认这一说法。他们还为这套玉器的流出补充了一些细节:先是以17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邳州“跑老件”的人,然后又以280万元价格倒手给了石家庄的买家。此后的玉凳再出现的故事就是故宫的鉴定专家周南泉为玉器真假背书,认为这套玉器无论从玉质、颜色还是工艺、纹饰看都是汉代的东西,因此将该拍品取名为“汉代青黄玉龙凤纹梳妆台、坐凳(两件)”。最终,在中嘉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录上,这套玉器定价为1.8亿元,最终拍出了2.2亿元。
在徐州当地正统的收藏界和学术界,这套玉器被认证为汉代遗存是个显而易见的笑话,是对当地悠久汉代历史的反讽。徐州玉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李维翰告诉本刊记者:“玉文化从来没有断过的,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文化,而战国和两汉时期是玉器文化的一个高峰。汉玉是高古玉器和古代玉器的分界点,具有玉文化历史的里程碑意义,仅玉器品种就达到7300多种。”
徐州和邳州地区则是两汉文化的重镇。1994到1995年发掘出的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了闻名全国的金缕玉衣等一大批珍贵玉器,使徐州博物馆有能力开辟出国内唯一的汉玉专题展室。作为徐州的一个卫星县,60多公里外的邳州也有大量的汉墓,当地农民是这些汉墓最早的发掘者。徐州师范学院副教授于盛庭对汉代历史颇有研究。
他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他曾经去当地的汉墓群看过,一个一个深约3~5米的墓坑已被挖开,中间的小路像田埂一样细,走在上面都怕摔下去。当时能从当地农民手中收购到很便宜的汉代玉器,“一块白玉的出廓璧,只需不到3000元”。
这些学者自豪于徐州的悠久历史,他们觉得有义务维护汉文化的正统性。这也是他们对这套庞大的玉器被专家鉴定为汉代遗存愤怒的原因。他们认为,已经发掘出的汉代墓葬群,已经为汉代的服饰定下了标准。仅根据服饰来推断,汉代就没有凳子这类坐具。“因为古代人穿的是上下连体的深衣,里面只有遮不住屁股的经衣。
这种坐姿极为不雅,即使在卧室里也不能这样做。汉代虽然有裤子,但为方便便溺,男女内裤都是开裆的。如果这是汉代的梳妆台,妇女要踞坐梳妆,岂不是要闹离婚的大乱子。”于盛庭对本刊记者说。
北京的收藏名家马未都也从这个角度对这套玉器的真假做出了判断:“我们的起居中席地坐转为垂足坐是在汉唐之际逐渐完成的。‘汉代玉凳’大大突破了历史框架,说假都说高了,这是完全臆造的一个东西。文物鉴定到目前为止并不科学,但也不是无规律可寻。文物鉴定为标型学,标准的存在极为重要,标准构成历史的框架,凡出了框架即可认定伪作。历史的框架说起来很虚,其实很实在。举例说明,手机为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产物,凡冲出这一框架即是错误。这个框架今天谁都明白,但2000年以后的人可能除了专家谁都不明白这条线应画在哪里。”
因为资本的薄弱,邳州仿古玉器业的产品标准一直为市场左右,“市场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因此从未在生产阶段留下过什么行规。但邳州玉雕业最早的从业者也保持着对历史的敬畏感和认知底线。彭元连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进入了邳州的玉雕厂。
他对本刊记者回忆,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玉雕产品都是通过外贸公司出口国外。“外贸公司的标准很严格,验货的人都是大学生,对古代玉器也懂。能通过检验的产品首先要料好,那个时候丢掉的料都比现在好。还要工艺精细,而且要符合玉器的朝代特征。”因此在邳州工艺美术品公司办玉雕厂时,他还专门请专家来给玉雕工人讲课,不同朝代马的骨节是什么样,画瓶、花草的样式又是什么。彭元连如今经营着自己的玉雕厂。
虽然已经聘请大学生用电脑绘图,但在年轻的绘图员身后的玻璃柜台上,还堆放一些有关玉器的古籍,作为绘图时的指导。彭元连学历不高,但他家中的书柜中有一大摞关于中国古文化的书籍,《中国传世名画》、《中国人物鉴赏名画》、《百手图》……彭元连说,既然搞这一行,必须要了解哪个朝代发展成什么样,看到有关的书籍就都会买。这些书上有对历史细节的基本描述。甚至还必须要懂中国文字的发展史,所以他还买了甲骨文的图例画册。“现在的工人都是二十来岁的小孩,你要指导他,就必须有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