邳州亿元天价玉器背后：一个没落的产业

年轻人

在邳州，玉雕业虽然声名远扬，但它并不算这个城市的支柱产业。李元说，邳州的主要产业是木业，还有银杏等种植业。玉雕业虽然历史不短，但一直没有行业发展的机会。大资本看不上这里，依靠产业的自身循环积累资金，也寥寥无几。只有年轻人的闯劲是这个行业能出现一点变数的可能。

彭元连曾经是这个行业的闯将。他最引以为自豪的经历是上世纪80年代，当邳州工艺美术品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时，恰逢玉器市场迎来了一波好行情。公司的一把手来到他家中，两个人掂量能不能把工艺美术品公司拆分成三家，其中一家办成玉雕厂。彭元连对本刊记者回忆说：“我说这事能干。一把手想先买两台机器试试，但我去订货的时候，一口气就要了10台。当时机器也是计划供应，没有那么多存货，最后给了我8台机器。3600元/台，在当时是笔巨款。”

在那个年代，彭元连以青年人的敏锐和胆量，抓住了市场对玉雕产量有大量需求的机会。20年之后，新一代的年轻人则需要顺应市场对玉雕品性新奇的需要。彭元连的家中还留存着一些仿古玉雕早期阶段的精品，尤其是客厅沙发边的两座商马，四蹄踏地，微昂着头，造型朴拙。材质用的是辽宁黄玉中的一种矿外料，也就是在河道边的玉石，虽然比不上河道中的黄玉珍贵，色泽也不是纯黄，而是泛青绿色，但在玉材紧缺的今天，也算是好玉石。

赵军做的汉代梳妆台和玉凳，却加入了新的技巧。赵军的师傅曾经在彭元连的玉雕厂里干过活，因此赵军属于邳州玉雕业的第三代从业者。李元告诉本刊记者，在进入这个行业以前，赵军曾经学过木匠。他做的那套汉代玉器是将所有部件分步做好，再用AB胶进行组装和粘合。这是木匠的常用工艺，不但省事，还可以解决现在玉石材料短缺的问题。

但在老一代的玉雕人看来，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不仅仅是技艺手法的更新，资本的冒险也在加码。首先是玉材的挑战。李元从2000年之后就放弃了玉雕，转做玉材生意，因为“制作行业太辛苦，管理工人费事，利润也薄”。而作为制作源头的玉材越来越紧俏，即便是便宜的青海玉，价格也比三四年前翻了约10倍。

“以前100元/公斤的玉石，现在已经涨到1000元/公斤。”而赵军制作的玉凳，确实用的是好材料。“是辽宁新坑黄料，算近10年来最好的料，虽然是用组装的方式，但梳妆台和玉凳各个部件的基本尺寸都很大，梳妆台至少有45厘米高、55厘米宽，整套玉器光材料费都要近百万。这种大件玉器如果砸在手里，就要倾家荡产的。”李元对本刊记者说。

制作大件玉器的第二个挑战是技工。还留在邳州玉雕行业中的成熟技工并不多。因为入行门槛低，稍微成熟一点的工人，要不就自己开作坊当小老板，要不就被强大的外地资本挖走。李元说，近10年是玉器行业发展最快的10年，但广东、苏州等地借着雄厚的资本，成为现代玉器的高端制作基地，不仅垄断了好的玉材，还高薪挖走工人。“在广东，一个画盒子的工人，月薪可以达到几万元。”彭元连对本刊记者说。

甚至新疆的玉矿主也加入了对技工的争夺。“新疆那边的玉矿主来这里招人，开的条件是一去就先给你10万元。”最后留在邳州玉雕行业的，都是些十几二十岁的小孩。他们不如前几代玉雕工人能吃苦，对玉雕的技艺和文化更是知之甚少。

“我们就是带着他们玩玩。”彭元连说。为了应对人才困境，他还去河南镇坪招人，那是另一个农民玉雕产业的重地。“一车拉回五六十人，真正能用的不到10个。”他还留着好几个被学徒们雕坏的玉器，本来一块还不错的黄玉，被学徒打磨时钻穿了。这些都是玉器作坊主要承担的损失。

所有的挑战归根结底还是资本。这个行业几乎得不到什么政府的支持。虽然从业者众多，但因为作坊式经营很小，一家每年的营业额能上百万元已经算是行业中的中上阶层。政府收不到多少税，也谈不上什么扶持。

李元记得，邳州玉雕业多年来最大的资本动向就是修建了一座玉石城，容纳了400多家有正规柜台的商家。但这个项目也是浙江投资商本来为兴建木业城投资的，后来项目失败，才转为了玉器城。行业中各个作坊主的沉浮，还是依靠民间资源的自生自灭。有胆量的年轻人要想做大件玉器，最常见的资金来源就是高利贷，但如果一旦大件玉器不能迅速脱手，就会出现可怕的资金黑洞。“邳州城内因为无法还贷而跑路的年轻人已经有好几个了。”李元对本刊记者说。

因此，虽然所有人都说这套天价玉器是臆想的赝品，从传统玉文化角度看不具备价值，但赵军在资本上孤注一掷的勇气还是让同行们佩服。李维翰告诉本刊记者，仿古玉器分为精仿、高仿、仿做、一般仿（也包括臆造），这套“天价汉代玉凳”算是最低等级的仿品。“现在市场上就需要稀奇古怪的东西。赵军胆子大，敢创新。”在采访中，这是当地业内同行接近一致的评价。